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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新基建”机遇何在?疫情将带来一剂猛药

时间: 2020.03.23

2020中国(广州)国际家庭医疗器械展览会

China(Guangzhou)International Household Medical Devices Exhibition

2020.12.6-8
广州·广交会展馆

THE GLOBAL PLATFORM FOR PROFESSIONALS IN THE HEALTH INDUSTRY


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正在得到逐步的控制,全国多地已经数日未再新发现确诊病例,现有确诊病人也在陆续痊愈出院。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秩序需要在保障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逐步恢复。各地医疗机构也需要在防控疫情的同时,逐步恢复正常的医疗服务秩序。

就宏观层面而言,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全球经济社会造成极大冲击。不少经济学家曾就疫情冲击的影响和后期效应等进行分析预判,大部分经济学家在最初都报以乐观态度。然而,随着疫情在全世界开始蔓延,对未来的预测已经调转为另外一个方向——如何尽可能降低新冠肺炎全球蔓延对全球经济的重大影响。

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2020》中提到,全球经济增速在2019年降至2.3%(通常认为全球经济增长率低于2.5%就意味着衰退),为10年来的最低水平。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甚至会低于2019年。

为了应对疫情后的经济下行,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一次做出部署,提出要加快释放新兴消费潜力,积极丰富5G技术应用场景,带动5G手机等终端消费,推动增加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网络教育、网络娱乐等方面消费。

随后,从2月3日到3月4日的30天时间内,仅中央层面就至少5次部署与“新基建”相关的任务,各地相关政策文件更是不胜枚举。

事实上,新基建并非今时才被提起。官方表述“新基建”概念,源于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谈及2019年工作任务时,会议指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新型基础设施,一般认为包括5G、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相比主要由铁路、公路、机场和桥梁等组成的传统基建相比,我国有较大发展空间。

突发的疫情也暴露出我国医疗体系存在的一些短板;同时,在抗疫过程中,新兴的医疗信息科技手段也发挥了明显的作用。远程医疗、远程诊疗数据共享、生物医药和医疗设备等也被认为是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望海康信首席专家兼研究院院长郭启勇在近日就表示,“经过疫情,远程办公、远程医疗、远程诊疗数据共享的作用将更加凸显,中国医疗信息化和医院信息化建设势必将迎来大发展。”

为了帮助医疗机构进行调整保障良性运营,并从新基建中寻找机会,动脉网整理了相关的资料,试图分析研究突发疫情对医疗机构以及卫生行政机构的后续影响。

以史为鉴,非典对全国医疗机构的影响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2003年的非典疫情对医疗机构运营的影响。非典疫情的冲击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存在较大的缺陷。随后,国家全面加强疾病预防控制,提高应对重大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2003年10月14日,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指出:“要深化公共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公共卫生管理职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卫生医疗体系。”

首先是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从2003年到2007年,国家陆续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其中,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颁布。

2006年2月26日出台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在本次疫情中多次实施,有了极高的知名度。预案的核心内容便是根据包括已知或未知传染病在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危害程度及涉及范围,将其划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

在该预案中,明确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需要设立卫生应急办公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负责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日常管理工作。

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需要在各级政府统一领导下,负责组织、协调全国或区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并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的实际需要,提出成立全国或地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同时,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还需要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也在非典疫情后加速实施完善。成立于2002年初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当时已基本完成省级疾控机构额改革,中央-省-地-县四级疾控体系随后很快加速完成。截止2019年,全国已建成国家、省、地(市)、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3443个。

同时,新的疾控网络直报体系也开始加紧建设。2004年1月,国家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简称网络直报系统)开始运行,标志着中国传染病疫情监测、报告手段和能力发生质的飞跃。尽管在本次疫情中的表现有所争议,但这一系统在之前的历次传染病疫情中的确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非典疫情还刺激了新一轮的医改。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明确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职能、目标和任务,优化人员和设备配置,探索整合公共卫生服务资源的有效形式。”

2003年,我国建立了以农村人口为保障对象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9年,建立以城镇非就业人口为保障对象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加上早在1998年就已经建立的以城镇职工为保障对象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这三个基本医保制度实现了医保全覆盖,到2011年参保率达95%以上。

同时,医保的的保障范围和报销比例一直在不断提升。职工医保住院政策内报销水平达80%以上,实际费用报销水平达70%以上,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住院政策内报销水平由2008年的54%上升为2018年的66%,同期实际费用报销水平由45%上升为56%。2015年,我国又全面建成城乡居民大病医保,进一步降低了病人的经济负担。

2006年底,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突发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体系基本建成。中央和地方共安排建设投资269亿元,其中中央专项投入86.8亿元建成项目5116个;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投资 105亿元建设项目2448个。传染病院区及紧急救援中心投资 164 亿元,建设项目 2668 个。

从宏观上而言,非典疫情对于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从微观而言,非典疫情对于医院运营产生了哪些影响呢?从历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的数据中可见一斑。

2001年~2008年期间,2003年的全国入院量增长率为8年间最低,仅为4.1%;随着疫情结束,2004年的全国入院量增长率暴增至12.4%。这说明由于疫情影响,病人除非迫不得已,都会尽量避免住院这一高风险行为,并将其推迟到疫情结束后。

从门急诊量增长率来看,2003年的门急诊量增长率为-0.7%,相比前两年甚至有一定反弹,但相比于2004年门急诊楼高达8.3%的高速增长率,有明显落差。

2001-2008年综合医院年均收入构成及收入增长率情况,图片来自望海康信HIA数据平台

与业务直接相关的住院及门急诊增长率的下滑自然影响到了与其直接相关的医院业务收入。2003年,全国医院的业务收入增长率为9%;而在之后两年,医院业务收入增长率分别高达21.4%(2004年)及16%(2005年)。这也直接反映出疫情对业务增速的抑制。

2003年各指标数据较预期值变动情况,图片来自望海康信HIA数据平台

以非典疫情前后两年实际值的均值为预期率估计,2003年全国总体门急诊量比预期低4.3%,入院量比预期低4.1%,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则比预期大幅下滑10.1%。

2003-2006年全国各地区医院门急诊总量增长率情况,图片来自望海康信HIA数据平台

从我国不同地区非典前后的数据分析也可以看到疫情对于门急诊量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疫情最为严重的华北地区,2003年的门急诊量较上年大幅下降11.8%。其中,河北省降幅最高,达到19.4%。

疫情之后的2004年,华北地区门急诊量尽管大幅回升,达到1.63亿人次,但总体门急诊量仍未回升到2002年1.65亿人次的水平。

虽然华南地区也是当年疫情中心地区,广东省的非典患者确诊病例仅次于北京市,但华南地区的门急诊量增长率当年在全国来看反而处于偏上的水准。这可能跟处于华北地区的北京市医疗资源较为集中,接诊了大量外地病人有关。随着疫情的吃紧,很多病人出于风险的考虑不会前往处于疫情中心地区。

总体来看,综合考察非典疫情发生以及相关地区2003年前后医疗服务量的趋势,可以清晰地看到直接受到疫情影响的地区,医疗服务量的降幅相比于预期增长率可能达到10%甚至更高。

按照非典疫情对医院科室的影响来划分,可以将科室分为四类:疫情重点相关科室、容易有交叉感染的科室、感染风险一般但必要的科室以及非紧急必需科室。

疫情重点相关科室是指和疫情直接相关,工作负荷较大且常规诊疗受到严重影响的科室。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这些科室包括重症、呼吸、急诊、感染和中医等科室。

容易有交叉感染的科室可以开展必要紧急的诊疗,但需要特别加强风险筛查,因而科室诊疗受到较大影响。这些科室包括口腔、耳鼻喉和眼科等。

感染风险一般但必要的科室则指其他常见的科室,只要做好整体风险管理,这类科室的诊疗活动受疫情的影响会相对较小。

除此以外,诸如健康体检、整形、康复及按摩推拿等主要由第三方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的科室在疫情中并非紧急必需科室。管理机构出于风险考虑,多会建议暂时停止提供服务。

新冠肺炎表现出了相当复杂的症状,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任何的传染病,从流行性上而言类似流感,但从某些症状上接近于非典。因此,非典对不同科室的影响也可用于本次疫情参考。

以2002年门急诊量和2004年门急诊量的平均值作为预期值估计,2003年各类专科医院门急诊量相比上年增长率和相比预期值增长率情况来看,受影响的专科医院门急诊量普遍低于预期值。

根据统计,除了胸科医院、传染病医院、职业病医院及血液病医院门急诊量高于预期,多数专科医院科室低于预期值高达20%,整形外科甚至低于预期值高达23.8%。即使如心血管专科医院实现了8.2%的增长,但门急诊量比预期值仍然低17%。

总的来说,非典疫情的情况表明,在疫情得到彻底解决前——比如,确诊病例完全消失、有效且可以负担的治疗方式或者疫苗的问世,病人若非迫不得已,会尽量避免前往医院。

新冠肺炎会对医院造成何种程度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医院医疗服务门急诊量和入院量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但增长率持续呈下降趋势。2014年,我国医院门急诊量增长率为9.8%,2018年这一数据下降到5.8%;同期入院量增长率从8.4%下降至4.0%。

根据卫健委官网数据,2019年1-11月,医院总诊疗人次增长率相比2018年同期下降为5.4%,增长率呈现持续下降。医院医疗业务收入增长率则从2014年的15.2%逐步下降到2018年的8.9%,总收入增长率也基本保持同步下降。

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3月7日10时,全球总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01927例,死亡3480例。疫情遍及全球,严重程度已经远超非典;同时,从疫情同样在高温热带的地区蔓延可以初步判断,疫情恐怕很难入院在夏天结束。

与此同时,因为种种原因,欧美地区对疫情的管控逐渐接近失控。根据H1N1大流行的周期预测,本次疫情的影响周期将会大于2003年,甚至很可能贯穿2020全年。

2014-2018年全国综合医院年均收入构成及收入增长率情况,图片来自望海康信HIA数据平台

因此,我们认为,2020年全国大部分公立医院的全年诊疗量和医疗服务收入增长率将比预期至少下降10%以上。

2018年各等级医院成本构成,图片来自望海康信HIA数据平台

根据HIA联盟医院的调查结果,受到疫情影响最深的科室往往也是医院结余较高的科室。非紧急的体检中心平均结余率高达67.5%,在各类科室收入占比中达到1.5%;医疗美容也接近20%。由于公立医疗机构开展消费医疗服务具有一定优势,这类服务已经成为医院收入的重要补充。

2003年各类专科医院门急诊总量增长率及与预期值对比情况,图片来自望海康信HIA数据平台

2003年各类科室收支结余情况,图片来自望海康信HIA数据平台

消费医疗被长期看好,艾瑞咨询预测医美市场在2019~2022年期间将保持20%以上的持续增长。在没有疫情发生前,预测认为2020年医美市场的市场规模将达到2110亿元,将在2019年1739亿元的市场规模上增长21.3%。

疫情的发生将对消费医疗有直接影响,出于尽可能避免风险的考虑,管理机构在疫情没有得到完全管控前会选择暂时停止消费医疗服务。

疫情期间,四川省卫健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落实一级响应规范医疗机构诊疗服务流程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暂停口腔、眼科、耳鼻喉科、整形(美容)科、康复科、健康体检科、中医针灸科、中医推拿科等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相关专科的诊疗活动,只保留必要的急诊诊疗。事实上,全国各地多家医院也都发布了类似的通知条文。

当然,即使管理机构放开管控。因为对疫情的恐惧,以及并非紧急必需,消费者对消费医疗的消费意愿也会大幅下滑。根据凯度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消费者调查报告,疫情没有对医美消费意愿有影响的消费者占50%,消费欲望降低和消费欲望强烈的消费者各占25%。

不过,考虑到疫情在全球已成蔓延,几成定局的经济下行会进一步压缩消费意愿。2020年消费医疗增长率为零甚至为负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且大大增加。

对这种情况,公立医院尚可以勉力维持,第三方消费医疗机构将面临较大的压力。因此,医美服务平台也出台了不少的鼓励政策。

新氧科技就在2月2日宣布面向整个中国医美行业推出总额超过2000万元的五大补贴措施。其中重点两项包括为地处疫情最严重四座城市的医美机构,可以减免1个月平台使用费;同时,新氧还向全国医美机构推出超2000万蓄客资源补贴,推出高额折扣或减免流量费措施,折扣力度覆盖全部资源。

阿里健康也表示将考虑通过减免平台商家经营费用,联合支付宝保险为复工的商家免费赠送“营业中断险”,整合线上营销资源全力支持等多种方式来支持消费医疗机构。

随着耗材零加成政策全面落地,以往占据医院收入很大一部分的药品及耗材收入被砍,公立医院的运营状况本就不佳。由于疫情的影响,医疗服务规模难以持续增长,尤其是此前发展的盈利能力较为突出的消费医疗专科将受到较大影响,在疫情过程中无法正常开展服务,疫情结束后预计也将面临民营医疗机构更强烈的竞争。

同时,为避免人员聚集造成的交叉感染和受患者普遍就医意愿下降等影响,医院各专科服务量均比原本预期有明显下降,具有交叉感染风险科室服务量将受显著影响。这将倒逼医院关注运营的精细化与精益化。

图片来自望海康信HIA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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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领域都因为疫情受损,因为疫情获益的互联网医疗可能会对医院未来收支结构产生影响,线上问诊、网上复诊、线上处方外流与医保结算等互联网医疗场景随着疫情发生渗透率大幅上升。在病人享受到其中的便利服务后,这些场景可能会在未来更受肯定并持续实施。

在疫情结束之后,医疗信息化将迎来一波建设潮流,尤其是5G技术的进步也为医疗信息化的加码提供基础。

随着5G商用持续推进,5G网络将成为中国医疗体系新一代网络基础设施。5G技术综合信息互联、边缘智能等技术,有望帮助医疗机构充分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在疾病诊断、监护和治疗等方面为患者提供信息化、移动化和远程化的服务,大大弥补现有医疗体系中的供需缺口。

新冠肺炎对卫生行政和医疗机构的影响

本次疫情在初期对医疗系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很多人不禁会作出假设,如果疫情发生在医疗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会不会有所改观。然而,位于疫情核心的武汉市实际上是我国医疗资源排名前列的地区。

根据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2018年武汉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简报》,全市共有三级医院61家,其中有27家三甲医院。

图片来自望海康信HIA数据平台

武汉市的医疗卫生机构总数则达6340个,比上年增加269个。其中医院398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5853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79个。这些医疗机构共有9.59万张住院床位,每万人床位数86.5,在全国也排名前列。

武汉的顶尖医院数量并不少。根据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的“2018年度复旦版中国医院排行榜”百强医院中,武汉市有5家医院入选百强,位列第二梯队。其中,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位列全国第8,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位列全国第12。

遗憾的是,如此丰富的医疗资源在本次疫情中也显得颇为脆弱。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医疗资源的挤兑情况明显——大型医院人满为患,造成严重的交叉感染;基层医疗机构基本难以发挥作用。

为了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相关机构尝试了多种措施。从推动分级诊疗,一直到建设方舱医院集中隔离才逐步缓解了医疗资源的挤兑现象。

本该肩负起第一道战线的基层医疗机构在疫情中并没能发挥应用的作用,主要的原因在于大型医疗机构的虹吸,导致基层医疗机构举步维艰,分级诊疗流于形式,实际落地效果的不佳。

据媒体对武汉基层医疗机构人员的采访,无论是最初的三级医院签约对口支援定点派医生下沉,还是二级医疗机构带多个社区卫生中心的区域医联体模式,在人财物上都存在诸多实际问题。即使是当地基层医疗机构主要推行的慢性病管理,实际运行效果也不佳。

由中华预防医学会新冠肺炎防控专家组联名撰写的《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思考与建议》中也提到基层医疗机构和分级诊疗在目前遇到的困难。

文章指出,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紧缺,全科医生制度在农村难以落实,公共卫生人员大部分从护理人员和老年医务人员及村卫生室人员调用。基层医疗服务水平低、技术能力差,距百姓需求甚远。

同时,县域医联体、医共体引起的医疗资源“虹吸”现象严重,不但将乡村病例吸走,人、财、物也上交,基层医疗卫生单位法人管理构架形同虚设,工作责任心差。

与此相反的是,大量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等工作却落实到基层寥寥无几的公卫人员和村卫生人员身上,人员的数量、能力和积极性无法保证。不科学的工作绩效考核促使机构负责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医疗收入和公共卫生项目指标上,导致人员疲于应付,难以发挥设计的初衷。

与基层医疗机构呈现相同境遇的则是各级疾控机构。疾控机构作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各类法律、法规明确其机构职能定位是技术指导支撑,没有行政管理和独立决策权力。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日前就提出,“中国CDC的地位要提高,而且要有一定的行政权。如果还不调整,那以后这样的疫情还会出现。”

《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思考与建议》一文也指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甚至在医改过程中被边缘化。在疾控系统中推行绩效工资改革,最终演变成新一轮的大锅饭,严重挫伤了疾控人员的积极性,导致专业人才流失和非专业人员的涌入。

2014年,国家“公共卫生专项任务经费”的项目拨款为5.29亿;2019年,这笔预算下降到4.5亿,同比下降14.9%。与此相反的是,2014年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为36.19亿;到2019年,这一预算增加到50.23亿,同比增长38.8%。

疾控机构原本的收入项目被逐渐取消,而大部分地区财政保障不到位,这导致机构运转举步维艰,人员流失极为严重。除了老专家退休,绝大多数流失人员为中青年业务骨干,其中千人计划、杰出青年等优秀人才流失殆尽。

毫无疑问的是,在这次疫情后,国家将会对基层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进行资源投入上的倾斜,充实基层医疗机构实现有效的分级诊疗,在制度上进行优化赋予疾控机构应有的行政权,从而合力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一体化协同机制建设。

写在最后

2003年后,医疗信息化的进程陡然加快,无论是以HIS和CIS为主的医院信息化,还是贯穿全国的传染病监测网络,以及后来的区域公卫健康大数据平台都逐渐建成。

此次疫情后,我们相信医疗信息化相关领域也将迎来大幅加速,尤其是已经在疫情中证明自身价值的领域以及我国急需补齐短板的领域。

比如,医疗信息化的加速将带来医疗系统的升级;此外,病情的研判、医疗资源的调度、区域公卫健康平台、医保资料库建设等也需要大数据平台的分析支撑。动脉网也将持续关注医疗新基建领域并带来最新的报道,敬请关注。

文章来源:原创 陈鹏 动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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